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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宪法精神 树立宪法权威——宪法知识专题解读
发布时间:2019-03-26

弘扬宪法精神 树立宪法权威

      ——宪法知识专题讲座讲稿

(2019年3月25日)

今天的课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层面,简要介绍一下宪法的特征以及新中国宪法的历史渊源,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第二层面,我们所要致力弘扬的宪法精神,有哪些具体体现,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回答“怎么看”的问题;第三层面,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落实好这些要求,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一、是什么?
    现代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都存在许多的法。除宪法外,还有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等。宪法既然是法的一种,所以它具有法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宪法与其他一般的法相比,具有共同性:(1)它们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2)都经过特定程序而成为国家意志(法);(3)都具有强制力,由国家强力保证其实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马、恩这个对法的最本质的定义,适用于任何国家的一般的法律,同时,也适用于宪法。宪法具有与其他一般法的共同性,另一方面,还具有与其他一般法不同的特殊性。宪法同其他一般法的差别在于宪法是根本法,不是一般的法。
    第一,根本法的内容不同于其他一般的法。一般法只涉及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例如,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婚姻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刑法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以及刑罚的法律;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的法律,等等。而宪法作为根本法,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国家生活的全面,规定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人们最根本的活动准则。
    第二,根本法是其他一般法的立法依据。由于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其他一般法的制定都要以宪法为立法基础。例如,我国的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又如,选举法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所以说,宪法是母法,一般法律是子法。
    第三,根本法的法律效力高于其他一般的法。一般法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法律位阶:指每一部规范性法律文本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纵向等级。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从上位阶的法律,所有的法律必须服从最高位阶的法。]否则,应被修改或撤销。世界上有不少宪法均以明文规定根本法的最高地位,我国宪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日本国宪法第98条规定:“本宪法为国家最高法,凡与本宪法条款相违反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之全部或一部,一律无效”。
    第四,根本法的修改程序不同于其他一般法律。由于宪法的崇高地位及其内容的根本性,不宜轻易改动。因此,修改宪法必须经过较之一般法律的修改程序更为严格,甚之繁复的程序。这在世界各成文宪法国家差不多都是如此。例如,美国制定或修改一般的法律,只需由国会议员提出议案,经众、参两院审议后分别以过半数表决通过即可。而宪法修正案则必须由国会两院议员2/3多数要求或者应2/3州议会的请求召集特别会议才能提出。修正案的通过必须由3/4的州议会或者3/4州的修宪会议批准才能生效。我国宪法的修改,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数通过。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而全国人大在制定、修改其他一般法律的时候,则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全国人大的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均可以提出议案,并只需经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即可。
    以上四点,说明了根本法同其他一般法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写道:“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序言的这一段规定,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宪法的问题,同时也表明了宪法的崇高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既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纲领,又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实际上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除序言外,共有7章60条。第1章总纲,规定国家的性质、任务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2章政权机关,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第3章军事制度,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军队,受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第4章经济政策,规定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第5章文化教育政策,规定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第6章民族政策,规定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7章外交政策,规定外交政策的原则。《共同纲领》的全面贯彻实施,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1954年9月、1975年1月、1978年3月和1982年12月先后制定、颁布了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部宪法: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在对建国前夕由全国政协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的。宪法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的总任务,并把党所创建的基本制度和党所制定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政策予以宪法化、条文化,为我国后来的民主建设与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第一部宪法除序言外,包括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等4章106条。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加强政治建设的任务也提上日程。1953年,《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一文中向全国人民公布,“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是当年的三项伟大任务之一。1月11日,毛泽东召集党外民主人士座谈会,1月12日,周恩来召集政协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对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草宪法等事项的意见。当时,的确有些人对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时间有所顾虑,认为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这样做有何根据?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毛泽东后来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从全国范围的情势来看,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他还特别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对于选举面临的困难,毛泽东客观地分析说,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恢复经济等事情相比,困难还是要少一些。他还举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例子来说明,困难总会有,但同样地,困难也可以克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几天之内,便由各省派出代表制定了“临时约法”。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共同纲领,经过大家讨论,实际上搞起来,前后也不过一个月。”由此可见,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制定宪法下了很大决心。1953年年底,毛泽东一行乘专列离京,前往杭州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列车上,毛泽东曾对随行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由于起草宪法的人员都是环西湖而居,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把“五四宪法”草案称为“西湖稿”。1954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要求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立即在人民群众中组织关于宪法草案的讨论,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提出修改意见。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了社论号召开展广泛讨论。一场轰轰烈烈的宪法草案讨论随即遍及全国。根据一些亲历者的口述,讨论正值夏季,洪涝灾害严重,有些地方的群众只能在防洪大堤上开会,场面热烈又感人。因为交通受阻,征集到的成千上万的意见只能用油纸打包后靠飞机运送。据统计,参加讨论的人数达1.5亿,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征集意见118万多条。
    第二部宪法: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宪法。这部宪法诞生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以“四个存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为理论指导,是一部在特殊时期产生的宪法。如把“文革”产物“四大”写进宪法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第二部宪法共4章30条。
    第三部宪法: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部宪法。这部宪法把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的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记载在序言中。这部宪法比1975年宪法有了重大变化,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它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三部宪法共4章60条。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分别对这部宪法进行了修改。
    第四部宪法:1980年下半年,在叶剑英委员长直接主持下,我国开始对宪法进行大规模、全局性的修订。经过两年多的讨论、修改,并经过全民讨论,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现行宪法)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颁布。第四部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吸收了国际经验,是一部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根本大法。它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责范围、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等。其根本特点是,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它规定,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部宪法分为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徽、首都五个部分,共4章138条。
第四部宪法的四次修改: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全国人大分别于1988年4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2004年3月对这部宪法逐步进行了修改、完善。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地位、作用和国家对私营经济政策作了明确规定;对土地使用转让的问题作了补充规定。这是中国第一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原宪法作了9处修改,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改革开放”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写入了宪法;将“国营经济”修改为“国有经济”;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修正案内容还涉及政协(来自新文秘网)制度、县市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等。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再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原宪法作了6处修改,把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国家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等写进了宪法。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增加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增加对国歌的规定等。
现行宪法由序言和正文构成。序言有13个自然段,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变革。正文分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以及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四章,共138条。
    二、怎么看?
    2003年12月4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的肖扬在《法制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论宪法精神》。他指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除了规定国家的根本政治、经济等制度,最主要的内容有二:一是公民权利的确认;二是国家权力的设置。可以说,宪法既是确认公民权利的‘宝典’,即‘权利宣言’,同时也是规范国家权力的‘规约’,即‘权力规范’。宪法永恒不变的精神,就是要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保持权力与权利的协调与平衡。”
这篇文章发表于12年前,应当说是对当时法治建设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那么,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的今天,再次强调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要求。
    第一,要有忠诚的品质。2014年5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央办公厅并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座谈会上,习近平对中办工作提出了“五个坚持”的要求: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忠诚问题被摆在了首位,而且仅这一点就占了将近1/3的篇幅。今年初,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遵守政治规矩进行了全面阐释。除了强调讲规矩必须做到“五个必须”以外,还特别强调“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1981年,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同志在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党风问题》,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抗战时期,毛主席就用个电台指挥工作,“嘀嗒、嘀嗒”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全党全军同志都无条件地执行。没有什么人怀疑或质疑,大家都自觉地执行延安的“嘀嗒、嘀嗒”。一个细节,折射出老一辈革命家守纪律、守规矩的风范,也体现出我们党讲政治、讲规矩的优良传统。一位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老前辈,由于长期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晚年体弱多病,平时主要依靠轮椅代步。有一年春节,部队领导登门看望慰问,女儿附在她身边喊了一句:“组织上来人了!”老前辈听后,竟“腾”地站了起来,条件反射般地问:“组织上有什么指示?”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竟然唤醒了几近失忆的革命老人!它所生动展现的,正是“组织”二字在那一代共产党人心中沉甸甸的分量——组织就是无声的命令,就是最大的依靠。“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不守规矩特别是不守政治规矩是最大的危险。政治问题和贪污腐败、违反党纪和触犯国法,其实是一条藤上的两个瓜,往往是相伴而生的。不懂规矩、不守纪律,长此下去就会言行失当、失范、失控、失节。吃吃喝喝里面有名堂,勾勾搭搭背后有猫腻,搞拉帮结派、收买人心这些事,没有物质手段能做到吗?反过来,如果动了贪腐心思、存在腐败行为,就会想方设法搭“过墙梯”、寻“安全通道”、找“保护伞”,就会去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就会无视和破坏党的规矩。
    在严格党的政治规矩上,殷鉴不远。苏联解体前,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员公开反对党的决议、对抗党的政策,从无视规矩到破坏规矩,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在20万党员时建国、200万党员时卫国、2000万党员时却亡国,政治规矩动摇的教训,十分惨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言行有鲜明态度,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基本政治觉悟。懂规矩才有定力,守规矩才不乱方寸。对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不越轨、不越底线。
   “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面对当年毛泽东提议的“六条规矩”久久驻足,一一对照。(西柏坡纪念馆内,一块展板让习近平久久驻足,上面写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伫立展板前,习近平一一对照着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今天,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我们这个有着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更需要让守纪律、讲规矩成为自觉和常态。只有这样,我们党才会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成为一个万众归心、坚强有力的大党。
    第二,要有谦抑的自觉。韩愈的散文《圬者王承福传》,记述了普普通通的泥瓦匠王承福独特的人生见解。他对一些富贵之家的感叹,颇有些“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沧桑。那段从社会底层劳动者口里说出来的朴实话语,不仅当年引发浮沉于宦海的韩愈的共鸣,今天我们读来依然唏嘘不已。近年来的反腐风暴中,又有多少既富且贵的政治明星破家毁誉呢?否极泰来、荣辱周而复始本是世事哲学逻辑必然。大至朝代更迭,小到家族盛衰,一部二十四史就是鉴证。然而,在法治与民主发展的今天,我们不是要感叹其中“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世事人情,而是要追问,党员干部应当修炼怎样的人生境界,才能真正做到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心有敬畏?要有“初学者心态”。1974年1月23日,竺可桢在病房中听研究高能物理的外孙女婿讲“基本粒子”。是年,他已84岁。爱人心疼地说:“你连坐都支持不住,还问这些干什么?”他说:“我知道得太少了!”两个星期后,竺可桢逝世。一个在地理学和气象学领域有着至尊地位者,在生命最后时光还因“知道得太少了”要补新知,足见其初学者心态多么强烈。初学者心态属于东方哲学思维,意在要求人无论有多大建树,都应像初学者般谦虚好学求上进。应放下“成功”,以空虚状态学习和容纳新事物;应放下“成见”,以开放心态接受各种新的可能性;应放下“身段”,以平等姿态去倾听。实践无止境,探索无止境。面对未知,人人都是初学者。术业有专攻,初学者心态不可或缺。求实明智,创新创造,都会因初学者心态而蓬勃生长。孔子学问渊博,但“入太庙,每事问”。李时珍为撰写《本草纲目》,见药工、樵夫、渔夫等也是“每事问”。李先念主管财贸工作期间,毛泽东赞其“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同样得益于“每事问”。“每事问”便是初学者心态外显,如此终不为大也才能成其大。无论是为学还是为官,若总以为自己地下天上全知,不肯随时随地当学生,哪里还能“有容乃大”。“兼听则明”,在不少治理领域,都有专家论证、听证会等制度保障。但如果没有初学者心态,那么听也只是一种装门面、走形式,听了也白听。比如在今日城市规划中,有些地方主政者依旧习惯于把自己当“总规划师”。尽管也搞专家论证,但“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事实上还是“主政者说了算,开发商算了说,建筑师算说了”。于是,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在市中心盲目建奇奇怪怪的超高大楼……“糊涂规划”频曝,“城市名片”沦为“城市伤痛”,浪费巨大,后患无穷。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来说,缺少初学者心态,归根到底还在于过分自大,把别人的意见当成对自己尊严的伤害,把群众建议当作对自己威信的挑战。如此不仅使自己失去了领导者应有的胸怀与格局,也在刚愎自用中遭遇“致命的自负”——相信自己全知全能全善,于是固执己见而昏话昏招迭出。面对新起点、新常态,各级干部当多些“本领恐慌”意识。惟有敬畏科学、敬畏人民、敬畏权力,焕发高度责任感,才能始终以初学者心态面对未知,不断汲取知识、增长本领。《道德经》有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译文:不只是看到自己,便能更明了世事;不自以为是,反而能更彰显自己;不自我夸耀,反而能成就功业,不自高自大,所以能长期有所长进。)为学也好为官也好,都应让初学者心态相伴人生始终。这是美德和智慧,也是修养和胸怀。初学者心态有如深埋于土中的根,所有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彩和赞叹点安务,皆由此而发芽。要慎微慎独慎初。民国时期大书法家于右任,因为发现有人在办公楼后方便,就挥毫写一张“不可随处小便”的警示条。有书法爱好者觊觎于先生的墨宝,揭去字条进行剪裁、装裱,做成“小处不可随便”的条幅,令人拍案叫绝,一时传为佳话。

作风改进的起点在哪里?道德养成的抓手是什么?事业进步的根基在何处?具体答案可能各不相同,基本方法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需要从细节抓起,小处不能随便。小事小节如同一面镜子,反衬人品,反照能力,反映作风。小节关系大节,小事不可小觑,小处着力方能成就大事业,小处疏失早晚会栽大跟头。
重小处、重细行、重微末,是中华文化中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重要内容。《中庸》中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提醒我们无论为学还是修身,都应深入微观、精细详尽;《道德经》中有“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教诲我们欲成大事,先从打基础开始;《韩非子》中亦有“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熛焚”,提醒我们防微杜渐,才能防止祸患。无论是修身养德,还是履职任事,注重细节、注意小节都是不可或缺的品质。一个看手机的小动作足以酿成一场交通事故,一个不合格零部件足以毁掉一架航天飞机,一瓶酒一条烟有可能把一个优秀干部一步步拉入腐败的污流。管理学上讲,“魔鬼藏在细节里”,细枝末节上的大意,往往就是败事之端。相反,细节上不舍尺寸之功,成功才不会失之于空。譬如海尔,因为专注于把简单的事情天天做好,把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认真地做好,所以成就了今天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譬如长征系列火箭,因为坚持“每一发都是从零开始”,通过技术归零,紧盯薄弱环节,发射成功率比肩美俄。细节决定成败,小处决定命运,敬始慎微对任何工作而言都是最为基本的操守。
《资治通鉴》有云:“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然而,“尽小”和“慎微”绝非易事。面对浩如烟海的科研数据,没有气沉丹田的定力去认真细致研究每个原始数据,怎么可能做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面对生产流程中纷杂繁琐的隐患点,没有敬畏生命的清醒认识,怎么可能去缜密排查?面对高档烟酒、年货节礼,没有坚守底线的决心,怎么可能在涵养作风上不犯糊涂?成就事业不能靠旦夕的激情,靠的是从基本功练起的沉稳毅力,靠的是从细微处下功夫的耐心付出。专注坚守,审慎持重,方能从小事小节中涵养大境界。“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积小胜为大胜、化量变为质变,是共产党人一贯秉承的哲学智慧。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写道,对于觉悟高的共产党员来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各级干部当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带头坚守正道、弘扬正气,从政环境就会进入良性循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改作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抓党建,弊革风清的政治生态一定能化为现实。
    第三,要有担当的勇气。《说苑》中记载:郑国丞相景差严冬时节看到一人蹚水过河冻得发抖,赶快用衣襟裹上他的腿。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然而在晋国大夫叔向看来,景差做丞相并不称职,因为一个好官吏上任3个月就能修缮沟渠,上任10个月就能建好桥梁,牲畜都不至于浸湿蹄脚,更何况人?解一时之急是应尽之责,解一世之患更见大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今天,无论在深水区推进改革继续啃硬骨头、冲破利益藩篱,还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抑或是把从严治党方方面面的要求落到实处细处,都迫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担当、敢于负责。作风建设严起来,关键就要见肝胆、敢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我们就有负人民期待、有负党的重托。
    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干部,或拈轻怕重,不挑担子挑肥瘦,有成绩生怕别人不知道,遇到问题一推六二五;或害怕出事,奉行“无过便是功”,整日吃饱混天黑,遇事则拿条件不具备、情况很复杂来辩解;或爱惜羽毛,不讲党性讲人情,不看原则看面子,明明知道是歪风邪气却不敢抓、不敢管;或能力不足,到处糊弄应付,习惯击鼓传花,甘当“二传手”、“复读机”……
干事业不能缺少“代入意识”,如果自认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干事创业光靠“高个”顶着哪能行?抓改革不能缺少“舍我精神”,如果只许砸别人的碗不准动自己的奶酪,改革质量如何取信于民?保民生应力戒“旁观心态”,如果你高高挂起我也当甩手掌柜,到头来岂不是原地踏步?责任和担子摆在那里,不会跑也不会少,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还怎配做人民的公仆?也应当看到,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担当,并非不想干事。而是担心管得严了、当“黑包公”,怕得罪人、丢选票。直面问题、触及棘手矛盾,则怕陷入漩涡、难以脱身。解决那些看不见的城市“下水道”难题、多行利国利民的长远之计,又怕政绩无人知、一时也难有进展。惟有公道用人、公正处事,给敢担当的人撑腰,让敢担当的人有位,才能形成严的风气、实的干劲,焕发各级干部敢担当的精气神。“一寸丹心向日明。”担当之可贵,在于律己之严、奉公之诚,更在于对党忠诚、对党和人民事业极端负责任的拳拳情怀。始终以“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为标准来严要求,任凭“乱花渐欲迷人眼”,任凭“障日风多雾不开”,注定难挡我们“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勇毅笃定。
    三、怎么办?
    衡量一个法治国家的标准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各级政府要带头守法、依法行政。早在1999年,依法行政就被写入了宪法,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这个目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对各级政府尤其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基层政府来说,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学会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都对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高度重视、十分强调。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再像过去那样管理国家和社会已经不行了。现在,各方面都在讲新常态,新常态,就是要有新观念,而新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树立法治思维,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国理政。那么,法治思维的涵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法治思维就是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保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思维方式。
    法治思维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看待问题客观理性,符合事物本来面目和规律,不带有个人偏好和情感因素。二是有契约精神,信守承诺,一旦作出承诺,必须严守信用,同时讲求权利与责任对等,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的原则。三是强调制度作用,这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式,将处理问题的具体措施、办法经过大家讨论形成共识后变为严肃的制度,共同遵守执行,避免随着领导人及其注意力的变化而随意变化,防止“人走茶凉”、“新官不理旧账”。
如何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具体说来,应该做到以下五点:一是坚持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在学法上,应当更加全面深入,做到先学一步、高出一筹;在尊法上,应当更加坚定自觉,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守法上,应当更加严格自律,时时处处以宪法法律为准绳;在用法上,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养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行为习惯。二是坚持职权法定。领导干部每作一项决策,都要认真想一想是否有权决策、有多大权限决策,想一想决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法定程序是什么、法律责任是什么。做到时刻牢记权力来源于人民通过法律所授予,应当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必须于法有据、行使合规,法律法规没有授予的权力行政机关都不得行使。三是坚持保护公民权利。做到对公民的合法权益切实予以保护,对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惩处,不得违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存在“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等观念,动辄采用高压手段,进行强制处置,不但没有化解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四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规则面前一视同仁,制度面前没有例外,不歧视,不偏私,办事公开公平公正。五是坚持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做到充分认识权力就是责任,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必须严格履行职责,必须承担违法或滥用权力的法律后果。同时,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在当前强调不以GDP论英雄、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偏向的背景下,重视法治建设成效的考核和评价,意义重大。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任务很重、问题不少、基础薄弱。这些年,各地方、各部门法治建设取得的成绩很大,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的确存在着形式化、口号化、实用化的倾向,有的领导干部喊得多、做得少,对别人讲法治、对自己搞人治。如果没有严格的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不与领导干部的法治实绩和选拔使用挂钩,法治建设就很难推动和落实,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是因为法治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如果法治建设的考核到位了,其他很多考核就不一定需要了,因为法治建设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综合性和刚性指标与标准。我国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部分问题或者说主要问题,都是由于法律体系不完善,特别是法律制度执行不坚决和贯彻不到位造成的,比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问题,大多是由于执法不严格、执法不敢担当造成的。所以说,法治建设是涵盖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系统工程,必须加大考核力度,扎实向前推进。
还需要强调的是,《决定》第一次作出规定:“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这一规定针对性很强,十分管用。只有在干部提拔、使用、管理上真正坚持、严格贯彻法治导向,才能切实提高领导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以宪法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之日,必将是法治中国建成之时!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能创造举世罕见的经济建设奇迹,而且能创造与经济建设奇迹相媲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奇迹。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历史重任,我们党必将完成这一极其重大而又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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